官場“稱呼學”：市長以上稱老板 基層領導叫老大

俺從鄉(xiāng)下來

對于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，“逢長必叫，叫大不叫小”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。一些地方為了規(guī)范稱呼，甚至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，擺放在黨委(支部)會議室、黨員活動室等場所的醒目位置。

“老大”與“老板”

除了大庭廣眾下的繁多稱呼，一些官員在酒酣耳熱、竊竊私語時的叫法也各不相同。
有媒體人曾在縣鄉(xiāng)一級基層政府的飯局上見識過，一名干部起身敬酒，朗聲說道“我們老大……”。當面叫一聲“老大”，除了幾分親昵，更展現出明確的權力排序。與之相對的，所謂“老二”不僅不用做面稱，甚至不能公開排出來。
“一個省里面省委書記是老大，但是你也不能說省長是二把手，因為在政府口，他也是老大；你也不能說副書記就是二把手，因為按照慣例，在黨內，兼省長的書記（才）是�！边@位媒體人說。

然而到了市級干部，這種江湖氣的“老大”、“老二”便有時被透著商業(yè)氣息的“老板”所取代。
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：稱“老大”在基層會比較多，更江湖氣一些。一般稱“老板”的，至少是市長、市委書記這個級別的。如果稱一個縣委書記為“老板”，會顯得特別可笑，因為縣委書記就是個處級官員，所以往往會稱“老大”；如果稱呼一個鄉(xiāng)長“老板”也不行，因為級別同樣不夠。

“逢長必叫，叫大不叫小”

對于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，“逢長必叫，叫大不叫小”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�！敖写蟛唤行　钡膽T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。一位資深媒體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“在一些部委，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，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‘部長’。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，他們的下屬會習慣于叫部長�！边@不是為了追求虛榮，而是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�！安块L級別高，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�！�

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稱呼規(guī)則外，官員之間的稱呼還有許多微妙之處。
“上級對下級常常以‘姓名+同志’相稱，但下級對上級當面一般卻只用‘姓+職務’或‘職務’�！比A東師范大學的胡范鑄教授在他2000年發(fā)表的論文中指出。他的研究方向是應用語言學。

然而，有些時候這條規(guī)律并不適用。例如，一個機關的正副書記中有好幾位姓王時，“叫某某書記是慣例”上述媒體人說，名字+職務的選擇很多時候“就是為了有一個很明確的區(qū)分”。

區(qū)分不同稱呼的，除了職務外，還有資歷與感情。一般來講，官員之間互稱官銜是較為客套和安全的，但一些職務不高的“老機關”卻常享有“豁免權”，可以將別人眼中的“王書記”省去姓氏，直呼其名。上述媒體人說：“在機關里稱名字，本身并不是冒犯，當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，以及你和那個人到底有多熟�！�

在官員中間，流行著種種特殊情況下的稱呼辦法。例如，對于姓付的書記，往往不能稱付書記，而要用名字稱“××書記”；當兩個書記同姓時，也要叫名+書記……熟練掌握著一套規(guī)則，幾乎是公務員的入門程序。

任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的閻真發(fā)現，高校中的干部并沒有免俗于官場“稱呼學”。閻真說：“我認識的一個某學校年輕老師，新提了副院長，相當于副處級。他一天到晚說我們‘處干’（處級干部）如何如何”，“別人不說（叫）就不高興”。這位年輕的副院長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，“別人叫他院長，他馬上就回答，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。如果是叫老師，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�！�

“同志”不夠親切？

在胡范鑄教授看來，“稱呼學”的流行和稱呼的變化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會風氣“變壞”了，更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變化。
改革開放前獨步天下的“同志”，起初是有著共同理想與信仰的政黨成員之間的共勉。孫中山在1918年發(fā)表《告海內外同志書》和《致南洋同志書》，其遺囑常被總結為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”。
1921年，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正式寫道：“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……都可以接收為黨員，成為我們的同志�！边@時的“同志”，還只在社會精英間流行。

1949年后，“同志”迅速成為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政治稱呼。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。1965年12月14日，中共中央發(fā)出《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》，要求“今后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，一律互稱同志”。
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“文革”時期，即使同志這個稱呼也顯得不合時宜。胡范鑄說：“那時同志都不能隨便叫，叫什么都覺得不對，說錯了就會闖禍。”

盡管如此，出于表明立場、提防異己的原因，“同志”在民間成為了最保險的尊稱。在上世紀末的一些港臺劇中，劇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陸土地，逢人即稱“同志”。在他們看來，“同志”似乎成了大陸文化的符號，否則就會被視作另類而引起麻煩。
今天的人已很難想象“同志”之稱所引起的重視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經明確，“黨內一律互稱同志，不要叫官銜；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，不要叫‘指示’”。

1984年，“同志”有一次不同尋常的亮相。當時的《武漢晚報》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：“小平同志：我這樣的稱呼，似乎不太禮貌，若有不妥之處，請給予責備�！边@是1984年4月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。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，“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，我很喜歡，酌重處理！”

在經歷了極度混亂的社會秩序后，黨內又能互稱同志，成了當時具有標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。
但種種跡象表明，重視并未使互稱同志重回流行。2013年10月，《人民日報》轉載了題為“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”的評論，說“不知從何時起，互稱‘同志’的人越來越少，甚至一些脫胎于江湖綠林，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‘老板’、‘總管’、‘大哥’等庸俗化的稱呼，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�！�

一些地方為了規(guī)范稱呼，甚至“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，擺放在黨委（支部）會議室、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醒目位置”，以“營造民主平等、團結和諧的良好氛圍，形成暢所欲言、集思廣益的工作作風”。

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說，現在“同志”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傳統保留下來，成為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。但在現實官場中，在對稱呼進行“推敲”后，官員私下里往往不會互稱同志。在一位官員看來，現在如果見面還稱“同志”，不僅顯得怪異，還意味著拒人于千里之外，“下面的事都無法進行了”。

盡管存在著所謂的稱呼規(guī)則，但因地域、風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別，官場稱呼并無放之四海皆準的規(guī)則。例如在湖南，一些稱呼就很獨特，官員們背后往往稱呼高級官員為“張嗲”、“李嗲”（“嗲”在長沙話中意為老者），同僚之間則會互稱“張哥”、“李哥”。
現在在一些地方，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稱呼如某局、某廳等，很流行。在一位觀察者看來，新世紀以來，官員群體的社會評價有所降低，經濟、社會地位、個人成就感、榮譽感都不可同日而語。張局、李局這種稱謂，一方面保有官場認同，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過于強調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。(南方周末 記者鞠靖 實習生 孫甜甜、楊翹楚)

合和樂

所以就培養(yǎng)了這么多黑社會的哥哥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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俺從鄉(xiāng)下來

合和樂 發(fā)表于 2014-4-25 14:58
所以就培養(yǎng)了這么多黑社會的哥哥/

大叔原來是個糞青哇

Yellow

還有個什么總

阿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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