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A的每日心情 | 開心 2015-10-1 15:33 |
---|
簽到天數: 152 天 [LV.7]遠近聞名
見習會員

- 積分
- 4550
|
0.jpg (20.26 KB, 下載次數: 23)
下載附件
保存到相冊
2014-4-25 11:51 上傳
對于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,“逢長必叫,叫大不叫小”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。一些地方為了規(guī)范稱呼,甚至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,擺放在黨委(支部)會議室、黨員活動室等場所的醒目位置。
“老大”與“老板”
除了大庭廣眾下的繁多稱呼,一些官員在酒酣耳熱、竊竊私語時的叫法也各不相同。
有媒體人曾在縣鄉(xiāng)一級基層政府的飯局上見識過,一名干部起身敬酒,朗聲說道“我們老大……”。當面叫一聲“老大”,除了幾分親昵,更展現出明確的權力排序。與之相對的,所謂“老二”不僅不用做面稱,甚至不能公開排出來。
“一個省里面省委書記是老大,但是你也不能說省長是二把手,因為在政府口,他也是老大;你也不能說副書記就是二把手,因為按照慣例,在黨內,兼省長的書記(才)是!边@位媒體人說。
然而到了市級干部,這種江湖氣的“老大”、“老二”便有時被透著商業(yè)氣息的“老板”所取代。
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:稱“老大”在基層會比較多,更江湖氣一些。一般稱“老板”的,至少是市長、市委書記這個級別的。如果稱一個縣委書記為“老板”,會顯得特別可笑,因為縣委書記就是個處級官員,所以往往會稱“老大”;如果稱呼一個鄉(xiāng)長“老板”也不行,因為級別同樣不夠。
“逢長必叫,叫大不叫小”
對于基層的許多官員來說,“逢長必叫,叫大不叫小”是相互稱呼時的慣例!敖写蟛唤行 钡膽T例不僅僅是基層的專利。一位資深媒體人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,“在一些部委,如果黨組書記和部長不是同一個人,有時下屬們也會叫黨組書記‘部長’。正部級機構的領導叫主任或者局長的,他們的下屬會習慣于叫部長!边@不是為了追求虛榮,而是害怕與低級別的職務混淆!安块L級別高,而辦公廳主任也是主任!
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稱呼規(guī)則外,官員之間的稱呼還有許多微妙之處。
“上級對下級常常以‘姓名+同志’相稱,但下級對上級當面一般卻只用‘姓+職務’或‘職務’!比A東師范大學的胡范鑄教授在他2000年發(fā)表的論文中指出。他的研究方向是應用語言學。
然而,有些時候這條規(guī)律并不適用。例如,一個機關的正副書記中有好幾位姓王時,“叫某某書記是慣例”上述媒體人說,名字+職務的選擇很多時候“就是為了有一個很明確的區(qū)分”。
區(qū)分不同稱呼的,除了職務外,還有資歷與感情。一般來講,官員之間互稱官銜是較為客套和安全的,但一些職務不高的“老機關”卻常享有“豁免權”,可以將別人眼中的“王書記”省去姓氏,直呼其名。上述媒體人說:“在機關里稱名字,本身并不是冒犯,當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,以及你和那個人到底有多熟!
在官員中間,流行著種種特殊情況下的稱呼辦法。例如,對于姓付的書記,往往不能稱付書記,而要用名字稱“××書記”;當兩個書記同姓時,也要叫名+書記……熟練掌握著一套規(guī)則,幾乎是公務員的入門程序。
任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的閻真發(fā)現,高校中的干部并沒有免俗于官場“稱呼學”。閻真說:“我認識的一個某學校年輕老師,新提了副院長,相當于副處級。他一天到晚說我們‘處干’(處級干部)如何如何”,“別人不說(叫)就不高興”。這位年輕的副院長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,“別人叫他院長,他馬上就回答,尤其是大庭廣眾之下。如果是叫老師,他就好像沒聽見一樣!
“同志”不夠親切?
在胡范鑄教授看來,“稱呼學”的流行和稱呼的變化,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社會風氣“變壞”了,更反映著社會心理的變化。
改革開放前獨步天下的“同志”,起初是有著共同理想與信仰的政黨成員之間的共勉。孫中山在1918年發(fā)表《告海內外同志書》和《致南洋同志書》,其遺囑常被總結為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須努力”。
1921年,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正式寫道:“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……都可以接收為黨員,成為我們的同志!边@時的“同志”,還只在社會精英間流行。
1949年后,“同志”迅速成為正確甚至唯一正確的政治稱呼。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稱同志。1965年12月14日,中共中央發(fā)出《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》,要求“今后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,一律互稱同志”。
然而在社會秩序混亂的“文革”時期,即使同志這個稱呼也顯得不合時宜。胡范鑄說:“那時同志都不能隨便叫,叫什么都覺得不對,說錯了就會闖禍。”
盡管如此,出于表明立場、提防異己的原因,“同志”在民間成為了最保險的尊稱。在上世紀末的一些港臺劇中,劇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陸土地,逢人即稱“同志”。在他們看來,“同志”似乎成了大陸文化的符號,否則就會被視作另類而引起麻煩。
今天的人已很難想象“同志”之稱所引起的重視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經明確,“黨內一律互稱同志,不要叫官銜;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,不要叫‘指示’”。
1984年,“同志”有一次不同尋常的亮相。當時的《武漢晚報》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:“小平同志:我這樣的稱呼,似乎不太禮貌,若有不妥之處,請給予責備!边@是1984年4月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。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,“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,我很喜歡,酌重處理!”
在經歷了極度混亂的社會秩序后,黨內又能互稱同志,成了當時具有標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。
但種種跡象表明,重視并未使互稱同志重回流行。2013年10月,《人民日報》轉載了題為“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”的評論,說“不知從何時起,互稱‘同志’的人越來越少,甚至一些脫胎于江湖綠林,裹挾著濃厚封建陋習的‘老板’、‘總管’、‘大哥’等庸俗化的稱呼,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!
一些地方為了規(guī)范稱呼,甚至“制作黨內互稱同志提示牌,擺放在黨委(支部)會議室、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醒目位置”,以“營造民主平等、團結和諧的良好氛圍,形成暢所欲言、集思廣益的工作作風”。
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永剛教授說,現在“同志”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傳統保留下來,成為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。但在現實官場中,在對稱呼進行“推敲”后,官員私下里往往不會互稱同志。在一位官員看來,現在如果見面還稱“同志”,不僅顯得怪異,還意味著拒人于千里之外,“下面的事都無法進行了”。
盡管存在著所謂的稱呼規(guī)則,但因地域、風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別,官場稱呼并無放之四海皆準的規(guī)則。例如在湖南,一些稱呼就很獨特,官員們背后往往稱呼高級官員為“張嗲”、“李嗲”(“嗲”在長沙話中意為老者),同僚之間則會互稱“張哥”、“李哥”。
現在在一些地方,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間的稱呼如某局、某廳等,很流行。在一位觀察者看來,新世紀以來,官員群體的社會評價有所降低,經濟、社會地位、個人成就感、榮譽感都不可同日而語。張局、李局這種稱謂,一方面保有官場認同,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過于強調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。(南方周末 記者鞠靖 實習生 孫甜甜、楊翹楚)
|
|